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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川,客家古邑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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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■2222年之前,秦始皇派遣的统一中国的大军,挥师南下,越过南岭山脉,一路设置城池、关隘,平定南越,任命年仅23岁的赵佗为首任龙川县令。打开谭其骧主编的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,在当时所设的南海郡中,只见龙川、博罗、四会三个县名,郡治在番禺。而龙川,是最北面的县份,毫无疑义,它承担了南北交通的枢纽作用。

■中原文化南下并推动其文明开发,当是按东线、西线、中线的先后秩序进行的。也就是,粤东的开发,当是在最前边,中原文化的南下,最早产生文明发酵效应的,只能是龙川、博罗一线。

今日的河源,包括已有“世界客都”之誉的梅州的地面,当年也都在古龙川的行政区域内。粤东最早立县是秦代,即龙川,而在汉代,才析出兴宁(今梅州市所辖),直到南北朝,方又析出程乡——也就是今日的梅县、平远、丰顺的大部或小部分。

■据考证,程乡始建制年代,是在萧道成建元元年,即公元479年间。而被推崇为当地客家先民第一人的程旼,是东晋年间从中原下来的,程乡因他而得名。如以古龙川境为界,他比进入龙川的中县人如著名的赵佗,晚了近700年。

■秦代大军南下的这条东线,自秦以来,尤其是唐宋年间,由于东江航运发达,更成了一条交通的大动脉,而这大动脉的节点,便是在龙川。不难看到,在明洪武年人口锐减之前,作为湘、赣、闽、粤四省或“四州门户”,龙川的航运业、商业是何等发达,人丁是何等兴旺。




2222年之前,秦始皇派遣的统一中国的大军,挥师南下,越过南岭山脉,一路设置城池、关隘,平定南越,并任命年仅23岁的赵佗为首任龙川县令。打开谭其骧主编的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,在当时所设的南海郡中,只见龙川、博罗、四会三个县名,郡治在番禺。而龙川,是最北面的县份,毫无疑义,它承担了南北交通的枢纽作用。①

2200年后,中国贯穿南北的大动脉——大京九铁路建成通车,龙川,则是这一大动脉中广东最北的一个枢纽大站。尽管在这之前,龙川在现代交通上一度相当落后,失去了古代曾有的优势。而现在,除开大京九外,梅河高速、205国道,也都自龙川经过,还有早已建成通车的广梅汕铁路——粤东通往各地的交通线,都不曾绕过龙川。

不少古城,因古代与现代交通方式的变换,失去了历史上作为交通枢纽的作用,并随即丧失了作为文化节点的意义,这可以找出很多的范例,如商朝的故都朝歌,又如作为客家首府的汀州……然而,任凭历史风雨的剥蚀,也任凭古今交通方式的更迭,古邑龙川,直到今日,仍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,更以今日发达的现代方式,历2000年不衰,傲然地屹立在新世纪的阳光下!

对于我,出生在可以说是与龙川同时诞生的岭南古邑四会,自小对龙川便有一种神秘的向往。龙川是客家人属地,我母亲祖籍兴宁,当年就是从龙川分出去的,而四会,则是广府人、客家人居住的地方,各有一半左右。

老人常说,不知道龙川,就不知道广东的过去。

那么,我们也一样可以说,不了解龙川,就不知道广东的今天与未来。

是怎样的一部历史,是怎样的一种机遇,使龙川始终凸显在南方的辉煌之中?!

本文试图从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上,去破解龙川这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文化之谜。




提起秦王朝统一岭南,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灵渠的开凿。秦始皇下令开凿这条沟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运河,其历史意义非同小可,它大大加强了中原与岭南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往来,尤其是促成了岭南从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进步。灵渠一头是湘江的支流潇水,另一头是珠江的支流漓江,而湘江则为长江的重要支流,因此,两大水系在粤西桂北从此得以贯通。

然而,始终有一个不解之谜,标志粤西文化兴盛的古广信(两广正是因它而得名),是在西汉元鼎6年(公元前111年)之后才设立的,也就是秦统一岭南后100多年。按理,灵渠凿通后,粤西、桂北当率先成为沟通中原的通衢,应当设立相应的行政建制,然而没有。反而在粤东这边,设立了龙川、博罗两个县,而四会则挨近粤中。所以,秦代的行政设置,侧重在粤东,而在粤东治理龙川的赵佗,后来更到了南海郡治所番禺,得到郡尉任嚣器重。后来,秦汉改朝换代,他自立为王,建立了南越国。

进一步还当追问,当年秦王50万大军,兵分5路,到底是哪一路进入了岭南?而进入岭南的,又是经怎样路径大规模进入的呢?西线,有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中载:“三年不解甲弛弩,使监禄无以转饷,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,以与越人战,杀西呕(瓯)君译吁宋,而越人皆入丛薄中,与禽兽处,莫肯为秦虏。相置桀骏以为将,而夜攻秦人,大破之,杀尉屠睢,伏尸流血几十万,乃发适戍以备之。”50万大军,“伏尸流血几十万”,当所剩无几了,这难免有所夸大。后来,才有《史记》中所说:“秦兵大败。秦乃使尉佗(即赵佗)将卒以戍越。”

尉屠睢是“发卒五十万为五军,一军塞镡城之领(岭),一军守九疑之塞,一军处番禺之都,一军守南野之界,一军结余干之水”。镡城为湖南洪江、靖州一带,乃“塞”,即以岭为要塞;九疑在湖南宁远县南,乃“守”而已;“处番禺之都”,即打到番禺止步;“南野”为江西南康县,在赣江上游;余干则稍远,即今江西上饶江古名,“结”者,即集结待命……

不少人是见书抄书,很少到实地考察,大都是想当然,因此也没人问,赵佗是如何到达龙川并建立县治的。其实,只要到实地走一走,就不难发现,如果说,沟通长江、珠江水系的西线在灵渠,那么,这边,也同样有一条东线。这东线便在龙川以北江西南部,赣江注入鄱阳湖连接长江,余干则在湖的一侧,溯赣江而上,进入其支流贡水,往南则是贡水分支桃江,经信丰等与安远著名的古圩鹤子圩只咫尺之遥,而鹤子圩则在定南水上,定南水又汇入了东江,这便顺流直下达龙川了。从余干、南康(信丰之西)经贝岭到龙川,主要是水路,一旦到了龙川,便可以作为中转站,大批物产便可以进入广东的腹地——其实,这条东线,在唐宋元明清年间,更成了交通的大动脉。

有人称在龙川发现了秦军几十万大军的下落,依据是在佗城拥有138个姓,48个古祠堂。其实,这未必可作铁证,因为人的流动,在这两千年间实在是太大了。但是,古航道、古驿道的连接与发现,才是最终的物证。

而赵佗镇守龙川,正是他既善战,又能和辑百越,向南,稳定已控制的南越地面,向东,则可看住反复无常的闽越,这自是秦始皇的战略。而当时的龙川地境,含广东东部大部分,以及福建的东南角部分,东至九连山,西至福建云霄、诏安等县,北接江西、福建地界,南临南海,有“当江赣之冲,为汀漳之障,则古三省咽喉,四州门户”,为“水陆之要道”。

这样,加上粤北“中线”,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梅关古道,当年与中原相通的东、中、西三线也就比较清晰了,当年,西线广信周遭,于西汉年间,成为“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重心”(罗香林语),这已为人所公认;而粤北于南北朝至隋唐宋年间,亦成为岭南文化的中心?熏自始兴、曲江、连县至英德等地,经济更是最先发展起来,这也成为了共识。那么,作为东线,于岭南最早立县的龙川,又担任了怎样一个角色?

著名学者谭其骧先生认为:“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,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。”他还进一步断定:“所以,知道了一个地方是什么时间开设县的,就大致可以断定在那个时候该地区的开发程度已达到了一定的标准。”

无论是广信(粤西),还是始兴、曲江(粤北)设县,都比龙川要后,有的甚至晚得多。这说明,粤东的文明开发,早于粤西与粤北,这是毋庸置疑的。

换句话说,中原文化南下并推动其文明开发,当是按东线、西线、中线的先后秩序进行的。也就是,粤东的开发,当是在最前边,中原文化的南下,最早产生文明发酵效应的,只能是龙川、博罗一线。只是,由于后来广信(粤西)、粤北的影响,掩盖住了这里曾有过的辉煌,从而让龙川在历史上淡出。就似珠江三角洲后来居上,比广信(粤西)、粤北更能汇聚岭南文明的光辉一样。

但是,历史毕竟是历史,一时的遮蔽,并不等于永久的忘却。当大京九把龙川当做南方又一重要的枢纽之际,人们也就免不了“旧事重提”,从而追溯并发掘龙川昔日的辉煌。



其实,今日的河源,包括已有“世界客都”之誉的梅州的地面,当年也都在古龙川的行政区域内。粤东最早立县是秦代,即龙川,而在汉代,才析出兴宁(今梅州市所辖),直到南北朝,方又析出程乡——也就是今日的梅县、平远、丰顺的大部或小部分。据考证,程乡始建制年代,是在萧道成建元元年,即公元479年间。而被推崇为当地客家先民第一人的程旼,是东晋年间从中原下来的,程乡正是因为他的德行而得名。

如以古龙川境为界,他自然比进入龙川的中县人,如著名的赵佗,晚了近700年。当然,程旼也是客家先民,因为,作为一个民系的客家,当又在500年之后才形成。

所以,在这个意义上,当日抵达龙川的中县人(即中原南下的移民)没有随赵佗后来上番禺而留下的,也同样是客家先民的一部分,虽然在人数上不是那么多。从史志上我们可以看到,至明洪武年间,龙川户口只有850户,人口只有1692人,几经战乱,已所剩无几。

但是,在这之前,客家民系业已形成几百年了。

明清年间,尤其是明嘉靖之后,大批汀江(梅江)流域的客家人进入东江流域。他们在人数占了绝对优势,他们大都是从闽西及梅县等地西迁而来的,是更东的一条线路,即汀州、上杭、梅县、兴宁,这样一条公认的客家迁徙的传统线路。但这条线路,当是宋代以后才形成的。

有人把这视为唯一的客家线路,并排斥其它线路,毕竟,被誉为“客家祖地”的石壁、葛藤坑是在这一条线路的起点。

但是,却把另一条更久远的客家迁徙线路掩盖了。

如果纸上谈兵,汀梅线路自是唯一的,但只要实地考察,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

这样,我们又回到了秦代大军南下的东线上。

这条东线,我们已在前边详细勾画了出来,自秦以来,尤其是唐宋年间,由于东江航运发达,更成了一条交通的大动脉,而这大动脉的节点,便是在龙川。不难看到,在明洪武年人口锐减之前,作为湘、赣、闽、粤四省或“四州门户”,龙川的航运业、商业是何等发达,人丁是何等兴旺。这条线路,先于汀梅,且长久得多。




其实,从龙川、长宁(含当今紫金、五华等多部分地方)这样的纯客县的方言中,也可以看出客家南迁的又一条线路。

《长宁县志》卷八有云:“开建之始祖,自福建而来则为客家音,自江西而来则为水源音。”

经语言学家考证,所谓“水源音”,也是客家话的一种,这一条,是几经争论并被确认了的,这里就不赘述了。

毕竟,江西赣州,一直被视为“客家摇篮”,也就是客家民系孕育并诞生的地方,这也凸显了赣南在客家民系中的重要地位。而在赣南,客家人则有“老客”、“新客”之分。老客,是南下后一直生活在赣南的族群;而新客,则是南下继续迁徙到粤东梅县、兴宁的族群,他们在明中叶至清代,一枝分五叶,其中一部分人又返流回到了赣南,“新客”一词就是这么来的。他们操的,自是相对成熟的梅县、兴宁客家话。

没有走闽西线至粤东的老客,却有不少人走贡水、桃江水一线,到了龙川、河源、惠州一带,他们的语言,也就不曾有经过闽西一线发生的变化,而他们又是沿东江上游支流而下,所以说的话也就顾名思义,被称之为“水源音”,而后到的绕道福建来的,则被视为“客家音”。二者同大于异,只是有些发音不一样。水源音又被叫做“蛇话”,这与其它地方把客家话叫做“蛇话”是一致的。《长宁县志》也称水源音与客家话只“大同小异耳”。这种大同小异,正类似于赣南的“老客”与“新客”。

方言固然是一大证明,这一条,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也是讲过的,“一方面固然可以拿语言的系统去推迹民族迁徙的途径,一方面也可以拿民族迁徙历史去联络语言的关系”。②

这就是说,贡水、桃江、定南水至东江的迁徙线路,亦可印证“水源音”为老客语音。

水源音,其方言是从水的源头而来的,那么东江的源头在江西,寻乌水、定南水等,如前所述,这里是中原进入岭南的东线,是粤赣之间一条很重要的交通要道。因此,历史上的中原人、江西人(含赣南人)也就是沿东江及其支流进入龙川,早期是秦汉,中期为三国两晋南北朝,后来则为唐宋,所以它比明代才进入的客家音要早很多。从江西过来的方言,又被称为“蛇音”。光绪《惠州府志》(河源市是从惠州划出后立市的)称和平县(龙川近邻)“谓父为亚公,风气与赣州近,语稍类赣”。所以,水源音因为比客家话到得早,才被视为本地话。

这里有两条值得研究:

一是水源音与赣州“老客”客家音的关系。语言学家如今已公认水源音是客家话的一种,当然是从发音上予以研究得出的结论,那么,水源音与“老客”的基本一致,当是很好的证明。

二是水源音作为惠州的本地话,如何解释与广府方言的关系。所谓“惠河片”是否仅仅作为客家话与广府话过渡、混合、交叉地带?众所周知,广府方言形成于汉代,这与秦汉之际赵佗治龙川时间大致相近。广府方言自广信沿西江东行进入珠三角地区?熏 而水源音则是沿东江西行进入珠三角边缘,因此,其源头都应是先秦的雅言,所以必有相当多的共同之处。因此,两种方言,应是相对独立的,不存在水源音作为广府方言与客家方言交叉混合而形成的“过渡性方言”。确认这一点,龙川作为客家古邑的地位就无可动摇了。由于各自进入、形成的路线不同,也就形成不同的方言,即便是客家方言内部也一样,所以,水源音作为客家方言的一种,当是较早形成的,且形成的路线也不一样。我们在考察中发现,说水源音的客家人,比讲梅县话的客家人占有比较优势的地理环境,即河源到惠州,大都与东江的方向相关,故形成“惠河片”方言区,而惠州的文明开发显然也早很多,并在梅州之前一度成为客家文化的中心。③希望研究方言的学者们,更深入地做好调查与考察。




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的证明,例如饮食习俗,又如商贸变迁等等。

这里不妨引用许名桥在《揭开2000年岁月佗城的面纱》中一段话:

赣南、闽西、粤东、潮汕经济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有极强的互补性。龙川之路自古以来就是连接粤东、闽西、赣西的运输干线。龙川之路,曾直接影响和维系着整个客家经济的发展与进步。

客家商业,自盐业开始。自古以来,盐政关系国计民生,古时国用所出,盐利居十之八九,故历代政府都将盐业统管。两宋以前,赣南食淮盐,溯长江贩运,质差而价高,有渔盐之利;宋时潮州盐业已相当发达,潮盐质高而价廉。于是“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,每岁秋冬,田事才毕,恒数十百为群,持甲兵旗鼓往来虞、汀、赣、漳、潮、梅、循、广八州之地”(《宋史·食货志》),以贩卖私盐为目的,去时往往将潮州沿海需要的土产运出,返程时贩盐并捎带海货。古龙川以河流或古道与赣南各地沟通,客家大三角原始的商业通道逐渐打通。

据现有资料看,早期的私盐大多经过山间小道、河流溪圳,水陆联运以避开官府缉拿。南宋以后,政府必食潮盐,逐步开通一些驿道。明初大力发展水陆交通,一些河流得到疏通,驿道拓宽,古道修复,于是客家大三角地带的商业活动逐渐发展和繁荣起来。明中叶以后,农产品商品程度提高,赣南、闽西等客家山区大力发展经济作物,粮食产品进入流通渠道。茶叶、烟草、蓝靛、土纸、茶油、桐油、夏布、粮豆、竹木等可以流向龙川中转的货物逐渐增多。同时粤东沿海潮汕等地商品经济发展起来,贸易日益扩大,除了盐运以外,需要经龙川一带中转销往同地的手工业产品、日用百货也日益增多。至清五口通商后,梅州洋货、兴宁布匹、潮汕日用百货亦有相当部分经过龙川中转运输各地。自贝岭至安远鹤子圩,昔日航运非常发达,终年可通五吨之民船,使东江沿线与赣南各属县连成一片。以佗城为中转站前往东江沿线至广州,赣南、闽西山货及土特产贸易也日益扩大。④




如前所说,唐宋元明时,东江更成为粤东水运交通大动脉,佗城亦为水陆驿站。闽、赣、潮、梅的山货,广州、惠州的海货,都必需经佗城转运。清代中叶,佗城占漕运、盐运、河务三大政要之利,经济形势达于鼎盛。

再补上笔,直到民国,老隆(龙川城关)仍是交通枢纽?熏东江纵队当年从香港救出的文化人?熏大多数是在老隆转移到内地的。

在文化上,赵佗开基则毋须重复了,虽说几经战乱,龙川一地,也一直作为“客家古邑”显示出深厚的古文化底蕴。嘉庆年间的县志序一中有云“访越王之踪,而井瓮石枯,徒切白露苍霞之戚;吊苏公之泽,而驼迁鹿毁,空怀侠云媚月之思”,乃是哀叹古迹“更不知凡几也”。后来民国县志,更有“自汉迄今,朝代递嬗,名号未变。地灵人杰彪炳于志者,犹斑斑可考”。的确,早在唐代,韩愈南下潮州赴任,过龙川蓝关,后人在此建有韩祠以纪念,韩诗名句“雪拥蓝关马不前”亦有人考证为此蓝关,因后一句为“好收吾骨瘴江边”以作佐证。及至南汉,龙川(佗城)亦成为循州治所。宋代,不仅有著名文学家苏辙贬为化州别驾,安置在龙川,其兄苏轼亦来此探望,筑 湖堤灌田,此堤后来亦得名为苏堤。还有著名思想家王阳明,析出一县为和平县,亦一度称阳明县,凸显了这位思想家对这里的历史文化建树。

由于东江的优势,民国初年,小电船便始航老隆了,其交通枢纽的作用再度显现了出来。后来,在土地革命期间,更成了东江特委确定的五(华)兴(宁)龙(川)革命中心根据地,并建立过县苏维埃政府。著名革命家古柏亦牺牲于此。

值得大书特书的,是香港沦陷后,东江纵队抢救文化人这一轰动世界的历史事件,与龙川密切相关。其中,第一批从香港脱险出来的文化人,在春节前后,乘自己人开的船到了老隆,以老隆为中转站,由连贯负责,各自转送到韶关、桂林、重庆等地。

这第一批文化人中,就有茅盾夫妇、张友渔夫妇、宋之明夫妇、胡风夫妇,还有戈宝权、叶以群、胡仲持、廖沫沙、周钢鸣等。他们是由东江的短枪队护送到茶园,再由淡水区委护送,经永湖三栋到惠州,这才乘上自己人的船来到龙川的。

后来到达老隆的文化名人还更多,这就不一一考证了。不难想象,对于20世纪的中国而言,失去这么一批文化名人,一部现代文化史都无以为继了。他们当中,除文学、艺术、出版、新闻界外,还有法律界、历史学界、哲学界的,均是黄钟大吕式的人物,在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生活中,均是无可替代的。

龙川,当为这一批历史文化名人受到庇护而增色。

以上讲的是商贸之路、文化之路和语言之路,这已不用证明了。

正由于龙川如此之深厚的历史底气,今日,大京九以它为粤东的交通枢纽,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可以说,龙川作为“客家古邑”的历史文化定位,是相当准确的,它甚至可以分享石壁“客家祖地”的一份荣誉,因为,操“水源音”的客家人,并未经过闽西进入广东,而龙川实际上承载了石壁同样的历史文化功能。同样,从“水源”出发,联系到广东把客家菜系称为“东江菜”,那么,对于广东而言,东江当更纯粹为客家的母亲河了。因为汀江接梅江,而梅江下游则为韩江,已是另一个民系潮汕人的所在地了。

龙川,当之无愧地作为客家大迁徙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节点,当之无愧地承担起“客家古邑”美誉!

我们有理由期盼,在客家文化今日的再度振兴中,龙川将发挥更为独特、更为重大的历史作用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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